文：何兆斌
相片由藝術家提供

鄭波利用植物創作生態藝術（Ecological Art）已有好幾年。雖然做過不少社會政治相關題材，對人已甚了解，但在植物面前，他總覺得自己特別無知。

「科學家理解植物，只把它們當作是生物生態。」鄭波補充說：「從前我只理解人的歷史，但植物在歷史上的角色也很有趣，例如鴉片戰爭，這場仗源自英國要來中國購買茶葉，而鴉片和茶葉都是植物產品。這幾百年來，好多歷史都跟植物有關。我們以往只看到人，沒有看到植物。」

他談植物，會說植物的決定。植物能有決定？「我跟嘉道理蘭花專家Stephan Gale聊天，他告訴我因為蘭花的種子太小，本身沒有足夠能量去發芽，一定要落地後跟真菌一起，在對方身上得到能量才能發芽。」兩者的依附關係，可能已演化了幾百萬年，變成了一種跨物種的合作，「人類只談跟人合作，從不談到跟物種合作，總將自己放在高高的位置上，但我會說人跟其他物種是平等的。」

2013年，鄭波由北京遷往杭州，再到香港。愛好遠足的鄭波發現南方潮濕炎熱，萬物生長繁茂，每天在山頭繪畫後山植物的習慣，更使他對自然觀察入微，「北京的生物多樣性不比香港，香港的郊野公園有好多物種和植物啊！」鄭波的生態創作也總喜歡運用當地的獨有品種。他的作品中帶有環保訊息，想法更超越了環保範圍，「好多人關心氣候變化，但我讀了《第六次大滅絕：不自然的歷史 》（The Sixth Extinction: An Unnatural History）及 IPCC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）等機構的好多資料，我更關心第六次物種滅絕。」

蘭花種成句子
作品《生命如此艱難，何必搞得這麼簡單？》（Life is So Hard, Why Do We Make It So Easy ?）的標題演變自泰國TED TALK講者Jon Jandai的著名講座， Jon年幼時由農村到城市，由農民變打工，營營役役後再回到東北部過簡單生活，創立教育有機種植的Pun Pun Centre，他的講題為「Life is Easy, Why Do We Make It So Hard?」（生命如此容易，何必搞得這麼艱難？），鄭波把句子反轉，強調萬物生命皆可貴，人類因為了一己之利，或求方便，破壞環境，令其他物種的生存變得艱難。Jon提倡的只是改變個人的行為，依然太微小。只有學會與其他物種平等相處，共同面對危機，方能改變人類及其他物種的悲劇。

「香港重視方便但代價很大。例如口渴就買瓶裝水，結果膠瓶以堆填區為終點站，要100年才分解。我們追求簡單方便其實很片面，若果仔細去看生命，一個細菌裡面其實也有5,000個基因。做細菌可不簡單，它有很多決定，要經歷幾億年才演化出來，所以我們對生命要尊重。」

2018年，鄭波參與泰國雙年展時，在泰國蘭花專家的幫助下，找來當地的蘭花，種成英文字句，掛在森林裡，「當地常有人到森林偷走蘭花，保育團體就會繁殖蘭花再放回去。當我知道這事，就把繁殖/放回和物種平等這兩件事連結起來。」這次展出，他在致力保育香港蘭花的嘉道理農場協助下，把作品換上香港蘭花，種成字母，懸掛在農場裡。

「把字母掛在空中，遊人要抬頭看，才可以把句子重組出來。我希望用輕鬆的手法把議題帶出。」

看着危機發生，鄭波對未來可是樂觀？「對於人類獨自能否解決問題，我並不樂觀。但若我們能跟其他物種合作，從時代去看整個地球，那我一定樂觀，因為地球45億年，整個生態已演化了好多年。」▲